作者: 黎劲风
从1974年3月末,我在广东吴川县黄坡水果场当知青,被抽调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如今,我在吴川市老干部协会办公室工作,我走过了五十载舞文弄墨岁月。
1974年4月至1978年3月,我先后在5个“路线教育工作组”当资料员,可谓是我在文坛初露头角。
一、“处女作”
1974年4月初,吴川县第一批“路线教育运动”在振文等几个公社同时拉开帷幕。我所在工作组进驻振文公社加伦大队,我在工作组当资料员,开始了我的舞文弄墨人生。
“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于“路线教育运动”全过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背景下,工作组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地主分子,除夕在家门口张贴“旧载春光今何在,时光忽别岁难留”的对联 ,图谋“变天、复辟”。经深入了解,还发现该地主分子写的信中有“命途多舛”等对社会不满的字句。这事很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并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随后,加伦大队组织召开了批斗会,批斗那名“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分子。
第一批“路线教育运动”结束前,振文公社“运动办”要求资料员书面上报“路线教育运动”总结材料和典型材料。我以驻加伦大队工作组狠抓“阶级斗争”、揭批“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分子为素材,撰写了一份3000多字的典型材料,上报振文公社“ 运动办”。这份没被采用的典型材料,是我舞文弄墨人生之“处女作”。
二、舞弄文墨“造”先进
1974年8月至1975年8月,吴川县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在覃巴等公社开展,我在驻覃巴公社米乐大队工作组当资料员。
公社“运动办”要求资料员做到脚勤、口勤、笔勤。笔勤,我尤其突出,经常撰写汇报材料和典型材料,还写新闻稿,投给《湛江报》。为此,我多次受到上级领导表扬。1975年2月,经覃巴公社团委批准,我加入了共青团,3个月后被评为优秀团员。随后,我分别 当选覃巴公社学雷锋先代会代表和吴川县青少年学雷锋、知青上山下乡先代会代表。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运动结束时,我分别被评为覃巴公社、吴川县和湛江地区三级优秀工作队员。此后,我连续多次被评为公社和县两级优秀工作队员。
当年,知青们的“先进”通常是用肩膀“挑”出来,或者是用汗水“浇”出来,而我的“先进”,是舞弄文墨“造”出来,或者说,是摇笔杆子“摇”出来。
三、县级《会议简报》《运动简报》首秀
1975年9月至1976年8月,吴川县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在黄坡等公社开展,我在驻黄坡公社大岸大队工作组当资料员。期间正是“多事之秋”。阶级斗争被视为“纲”,纲举目张。我在大岸村也了解到“阶级斗争”的动向:一名“坏分子”竟然通过一些手段,取得了生产队的“话事权”,进而欺压贫下中农。我走访了一些贫下中农后,写出题为《坏分子黄x禧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疯狂反攻倒算的》的“大材料”,上报公社“运动办”,得到“运动办”黄主任好评,准备刊登在黄坡公社《运动简报》。由于黄x禧一亲戚在公社当领导干部,说我写的“材料”有点夸大,才没被采用。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全党大事,也是各行各业共同任务,更是“路线教育运动”重头戏。在此背景下,吴川县委于1976年初在县城召开了“学大寨”三级干部(县、公社、大队)动员大会,动员建设大寨县、大寨式公社和大寨式大队。黄坡公社、大队干部和工 作团领导、工作组长、资料员均参加了历时3天的大会,吃、住(家在城里的除外)、讨论都在我的母校吴川县第一中学。我们组的讨论地点恰巧在我读高一的课室。县委主要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建设大寨县的决心很大。会议期间还印发《会议简报》。我综合大岸大队干部讨论“学大寨”“大干快上”的情况撰写一篇简报稿,被《会议简报》采用。这是我在县级《会议简报》首秀。
1976年春,“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我们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也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转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声讨“走资派”罪行。根据县“运动办”意图,黄坡公社“运动办”要我写一篇大岸大队组织民兵或妇女或共青团员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典型材料。我风风火火地组织材料,以《大岸大队组织民兵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为题,撰写一份2000多字的典型材料,发表在县“运动办”1976年8月编印的《运动简报》上。文中还引用了所谓大岸大队民兵在大批判时说的话: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广大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民兵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当年,担心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的文字,频频出现在报刊上。
这是我在县级《运动简报》首秀。
四、“大材料”载入县委刊物《吴川通讯》
1977年11月,吴川县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在吴阳等几个公社开展。我进驻的是熟悉的吴阳公社桥头大队(此前曾驻桥头大队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救灾工作),任资料员。桥头大队是县委书记阎富有蹲的点。挑选我到“书记点”当资料员,绝对是组织对我的信任, 责任也特别重大。由于是县委书记蹲的点,县委农村部也委派几名“笔杆子”到桥头大队开展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和我们工作组一起吃住、一起工作。他们住了一个多月,快要离开时,我听见他们说:没亮点,不写材料了。我自认能挖掘出“亮点”,当天就以在“路线教育运动”中 加强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为主线,运用平时收集的一些素材,写出一份3000多字的典型材料。这份典型材料很快被县委刊物《吴川通讯》采用。
《吴川通讯》是上世纪70年代中共吴川县委编印的刊物,不定期出版。撰写的“大材料”能载入县委刊物,令年仅22岁的我颇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