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文学评审，我读到扬州作家王树兴的短篇小说《沐浴》。小说不长，第一人称叙述，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故事，写得从容散淡。看过之后，感慨很多，一时弄不明白是在写“我”，还是在写“我”的父亲。后来，我说服自己这个作品是写父亲的，进一步说，它是一篇“老年文学”作品。想到这儿，我特地去翻了下资料，中国文学界提出“老年文学”这个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末。从字面上说，这个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老年人写的文学，一是写老人的文学，也就是以老年人的生活和老年人的形象作为书写对象。在后来的研究与评论中，后一种说法渐渐成为定论，并以此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通行表述。如果从新时期文学的复苏看，八十年代提出老年文学已经不算迟了，但其后几十年，不管是在创作还是研究上，中国的老年文学似乎都处在停滞的状态。相比起国外，比如我们邻国日本和韩国，差得实在太远。这与我们已经步入老年社会的现实状况非常不相乘。
从写作主体上说，文学有两大类，一种是“自言”的文学，一种是“代言”的文学。所谓自言的文学，就是写作主体与其表达对象是同一的，比如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文学，不管其描写的人物与行业与写作者有多大的差别，两者都处于同一种生命状态中，情感、理想，对生命的感悟总是相通的。但是，有两类文学显然是代言的，一类是儿童文学，一类就是老年文学。儿童文学我们可以称为后代言，是人进入成年之后再返回去为自己的童年代言。我们知道，成人是不可以返回童年的，正如人类社会不可能返回自己的史前原始社会一样，哪怕把它说得再美好。人的成长就是不断辞别自己的天性、不断接受驯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渐渐告别懵懂自在，接受知识与规矩，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自然人的天性与本能不断被遗忘或者被压制，而社会人的角色则不断被强化并渐渐成为自动化的反应。由于知识与能力的限制，儿童是无法书写自身的，他们只能通过成年人为自己代言。成年人对自己童年的书写一方面来自对其他童年人生活的观察，对自己童年生活的有限回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对童年的想象。严格地说，这种代言是否真的代替得了非常值得怀疑，一方面如上所述，成年人无法再回到童年，另一方面，这种代言其实已经是成年人的一种策略甚至阴谋，是社会对未成年人规驯的一种方式。儿童在阅读儿童文学时实际上并不是在看镜像中的自己，而是在接受教育，在观看社会与成年人世界想要儿童成为的样子。老年文学其实与之相仿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是由于体能的原因，处于生命末端的老年人已无力自己书写，所以只能由比自己年轻的人来代言。相较于儿童文学的代言，这是一种前代言，人在为自己没到来的未来代言。但是，正如人类对生命、对死亡了解甚少一样，人对自己的老年状态其实知道得也不多，因此，老年文学也不过是一种想当然。而且，比起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老年人的形象在文学中常常处于被利用、甚至被贬损的状态。不知是不是源于生产力低下的史前文明的传统，老年人一直被社会认为是无用的、拖累族群的，是腐朽的、念旧的、落后的群体。因此，虽然中国的传统伦理一直主张孝道，主张尊老，但在文学作品中，中西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老年人的形象常常都是负面的，所以，与儿童文学不同，老年人在老年文学中被歪曲、被遮蔽的情况更为严重。实际上，老年人的形象与老年人的生活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没有得到正面的表现，在这方面，中国老年文学与世界的距离实在太大。韩国与日本的老年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他们分类很细，特别是对老年生活的正面描写，从心理到身体，到疾病，可以说应有尽有。而中国的老年文学大多还处于比拟与象征的水平，这样的状况亟待改变。
因此，看到王树兴的《沐浴》，为什么觉得不一般，就是因为它将老人的形象、老人的生活放到了正面表现的位置上，而且，小说的叙事视角与叙事结构正暗合了老年文学的代言性质。“我”是儿子，常年在外地，很少回家，对居住在老家的父亲所知甚少，他是凭着想象去解读父亲，去照顾父亲的，一旦他近距离走近父亲，回家不再蜻蜓点水，不再去住旅馆而是睡在父亲替他铺的床上，不再呼朋唤友推杯换盏而是吃着父亲烧的饭菜，甚至陪父亲沐浴父子俩赤裸坦诚相见，他才对父亲有所了解。父亲的身体、父亲的喜好、父亲对社会人世的看法，父亲的内心世界等等。这样的了解反过来使“我”回想起来这些年来两代人的隔膜，自己对父亲是多么的误会和一厢情愿。在那个自以为是的父子关系中，父亲其实是缺失的，他没有自己的声音，除了坚决住在老家的老屋之外，他没有一点话语权，父亲被社会排斥，被儿子误读，真实的父亲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说说在老年文学中，王树兴的《沐浴》带有“元叙事”的意味，它一方面完成了自己的叙事，另一方面又同构了一种伦理方式与叙事体式，即在老年文学中，我们如何打破以社会人的视角去代替已经渐离社会的老年人的视角，如何让不在场的老年人在文学话语中出场，讲述他们自己真实的故事。
不只是王树兴，江苏的作家在老年文学上的贡献我以为是走在前列的，比如南通作家刘剑波，他的纪实文学《姥娘》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老年文学。作品以作者自己的外婆为记叙对象，几乎再现了她一生的生活经历。作品最重要的是在以人为本的意义上，以独特的方式申说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的不易，特别是作者对姥娘晚年生活和境遇的叙写提醒我们关注老年，关注老年人生活，关注老年的临终关怀，关注生命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的消逝。谈及这部作品这一重要的主题，读者会为刘剑波的真诚与勇气而生钦佩之情。因为作品不是以他者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这些现象与问题，而是以自己的家族和亲人作为叙述与分析对象。作品聚焦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的一生，当早年的丧夫，半辈子的异乡的漂泊感渐渐淡去的时候，老年的无助与孤独成为老人最透彻心骨的凄凉。她不是没有儿孙，儿孙们的家境也并不是不足以侍奉她，但是，又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她不得不辗转于儿女们之间而无法安顿她的垂暮之年。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更是得不到精神的抚慰与身体的疗救与呵护。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儿女成群的老妇人，就这样在痛苦、绝望与悲凉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刘剑波的叙述与描写中，他的父母，舅舅与姨妈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一一登场，他们诉说着自己的困难与不便，陈述着兄弟姐妹们应尽的责任，无奈而坚决地将自己的母亲推来送去。连同对自己，刘剑波在老人的身后也一再检讨，在自己忙碌的日子里，在自己纠结于如何处理与长辈们的关系的时候，是如何冷落了姥娘，忘却了姥娘。也许，长辈们连同自己换一种方式，这个生命力旺盛的妇人还会在这个世界上与我们生活得更长久，重要的是生活得更幸福。我曾经问过作者，你如此的文字能够坦诚地面对你的亲人，面对你自己吗？在你决定将这样的故事告诉人们时，你没有做好接受责难的准备？当刘剑波给我肯定的回答时，我知道，姥娘的一生特别是她的晚景给了作者多么大的感触，而由此引发的思考以及这些思考的意义显然远远大于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心理与道德承受，或者，为了社会伦理的进步，一些家庭与个体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但当一个人要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却又何其之难。《姥娘》这一主题的意义现在怎么重申也不过分。刘剑波以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为解剖对象，真实地、可以说是严厉地解剖了当今代际间的复杂关系，并且以敏锐的眼光洞晓其中尖锐而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死亡？在老年化社会已经到来时，我们如何对待那些风烛残年的人群？当生命不再年轻，当生命退出社会，当生命已经奉献出所有即将终了时，我们如何对待它，尊重它？善待它？让生命不但有尊严地活，还要有尊严地死？刘剑波虽然写的是他的姥娘，是他的家族，但实际上写出了一个老年中国，是对生命、对死亡、对老年的伦理学与社会学的多重思考。显然，这样的作品触动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神经。其实，中国一直主张尊老爱幼，是一个讲究文化的传承、讲究慎终追远的国家，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有关“孝”的文明。但是，这一文明在现代社会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我们不是主张回到传统的孝道中去。传统的孝道也无法解决现代社会老人们的生活境遇，满足老年人的生命诉求和对日益提高的对幸福指数的期待。而现代社会也应给老人们提供更加和谐健康的晚年生活，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说，老人们晚年生活的幸福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和文明的标准。而这样的工作不仅需要社会在制度与物质上提供准备，更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可能为老人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在道德、伦理与心理上做好准备。而家庭和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又显得更为重要和直接。在《姥娘》中，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堪的叙述，甚至，作者和作者的亲人们的许多做法也都有自己的理由，他们也并不是刁钻、蛮横与冷酷之人，但是他们的老人却是实实在在地没能拥有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其中的原因实际上是观念的问题、是情感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理解生命、理解晚年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它事关人与生命的哲学。人，以及他的生命因为其唯一而至高无上，一个人，即使因为生命力的衰退从社会与家庭的贡献者变成社会与家庭的受贡体的时候，他依然拥有不变的价值和追求幸福与成功的权利，我们不能因此而降低标准。刘剑波不是单纯从传统文化入手的，更不在宣传所谓的孝道，他是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对待这一问题，从这个标高来说，毫无疑问，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许多家庭和成员无疑存在着担忧和遗憾，这也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与刘剑波的《姥娘》具有相似性的是修白的长篇非虚构《天年》。缘于作者到养老院照顾自己年迈的父亲，她由此花了三年时间到多家养老院深入采访，不但近距离地接触那些进入生命终点的老人，而且以此为核心接触到这些老人的子女、护工和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使她目睹了许多老人暮年的现状，目睹了养老院中老人的生活，目睹了生命终结与死亡，并对中国当前老人的生活与生命状况，对中国不同层次与功能的养老机构，对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养老事业与产业进行了观察与思考，对生命的意义、死亡的本质多有形而上的追问。14位老人在临终前所遭遇的各种情形不仅是14 个生命与死亡的故事，他们以触目惊心的形式，以复杂的生存关系和在生命终结时残酷的状态将人们带到一个谁也不能回避的境地，社会、家庭及其每个人都必须回答和处置的现实与未来。我们如何老去，又该如何面对生命，并以怎样的方式安排死亡。本来只是修白对晚年父亲的照看，但却拉开了不被人注意的生存困境，将她带入了这样的现实忧思：“中国正快速步入老年社会，养老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在不断加重，我国老龄化的速度大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的养老规划跟不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目前的养老现状令人担忧。”与这种现实关怀相应的是作为不同个体的老人的晚景和他们自己已经不能叙述的死亡。“养老院的三年中，我亲历了老人的各种死法。人固有一死，我们很少去探讨死亡的话题。”其实，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对它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文明的程度。修白说：“我们在死亡中学习死亡，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来自人死而不能复生的绝望，既然这样，我们何不在活着的时候有所作为。其实，讨论死亡就是讨论生活的姿态，并怎样生活得更加美好，不枉此生。”这应该是所有人的人生必修课。
一旦对老年生活与老年形象进行正面叙述与描写，而不是将他们作为文化象征，许多隐秘的、被忽视的、遁入暗夜的老年生活场景都可能被打开。还要提到刘剑波，在《姥娘》之后，他的《消失》可能是国内第一部以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老年与疾病几乎是相连的，所以，描写老年疾病与一般的疾病书写意义并不一样，它所探讨的问题也不一样。这不仅是一些疾病只有人到老年才会生成，也不仅是一些慢性病到了老年会越来越重以至致命，更重要的是人到老年后对疾病治愈的无望。由此带来的不仅是生理的痛苦，更是心理的悲观与绝望。刘剑波的《消失》以第一人称为视角，讲述了“我”的父亲如何在阿尔兹海默症中渐渐“消失”的故事。这一老年疾病引发的不仅是智力的减退，也不仅是生活能力的丧失，更是记忆的消退。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不仅折磨着患者，也在折磨着他周围的人。每一个个体作为人总是具体的，他的历史就是他个性化的存在，他对自己历史的记忆是他证明自己区别于他人凭证，如果一个人的记忆一旦丧失，实际上就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丧失，他虽然还在那儿，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他无法证明自己，也没有自我意识，更无法以自己记忆中的资源去与社会对话和交流。阿尔兹海默症就是如此残酷，它如同一个删除键，无形中将人清零了。《消失》中的父亲就是这样，刘剑波通过日常的故事，在大量细节的支撑下，再现了一个人消失的过程。小说穿插了父亲一生的经历，穿插父子间复杂的代际关系，由此展示了一个人在老年的不治之症中状态和给他人造成的伤痛。
可惜这类作品还是太少太少了，就是在刘剑波、修白和王树兴的创作中，这样的创作也不是他们的主体。而且，从主题与题材上说，这几部作品也都集中在老年的“负面”生活中，而社会努力的方向与老年向往的生活应该是积极的。所以，不管是从创作者与创作量，还是从作品的丰富性上看，都要将老年文学创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不仅是这一群体需要“代言”，更是社会的需要。社会的文明进程需要人们去关心这一群体，关心老年文化、老年心理、老年健康，关心人生的终点，关心生命在最后的意义。而在这一综合性的社会行为中，文学显然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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